3/18/2002
小組部分
在一特定文化人類社會的組織成員之間，學習提供了mental model一定程度的相似度。文化傳統降低了一社會裡人們不同的mental model 的相異程度，而且也構成了兩代之間傳遞統一的觀點的工具。文化可以視為一特定文化族群以往代代相傳經驗的壓縮，隨著不同情況下人類行為的多樣性，文化裡已存在各式各樣的行為和思考模式。藉由了解文化的學習過程，人們漸漸採用“文化”來架構他們的mental model，不但接受了文化的概念，進而修正了行為與思考模式，因此不同人的mental model產生了共同的部分。cultural learning是一種範疇和觀念，使社會裡的成員可以組織他們的經驗並能夠彼此溝通。不僅是內部溝通的工具，也以宗教、傳說、教義的形式，為社會成員直接接觸外在現象時提供共通的解釋。
在人去世以後，我們都會替死者焚燒冥紙、紙房子、紙車、紙娃兒等等，那是因為在中式的信仰(道教)裡，我們相信人死後的世界裡仍有經濟活動，也需要金錢從事交易行為，所以，我們盡我們所能以死者能收到的方式，為他提供在另一個世界的物質需求。而在西方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等等，則認為人死後都是上天堂，在那裡，吃、喝等活動都可盡情享用，和金錢沒有關係。所以在台灣才有冥紙這類的工業存在，此一差異可以視為是在不同文化，人們在不同cultural learning的薰陶下，對於善終的概念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行為。
文中羅列的七項之外，你們是否能再舉出其他的項目？請選出你們認為最會影響個人成功與否的兩項Bourgeois Virtue，並且分析說明原因。
所謂”Bourgeois”，在法文中的原意是”資產階級”，之後的引伸意義還可解釋作”資本家”，或”追求物質享受或社會地位的人”；一般對於資產階級或資本家而言，秩序、規律、重視習俗或慣例、理性思考、自我規範和生產力，甚至崇尚物質享受等，都可能是其特質。所謂”Virtue”則可指”德性”、”長處”。
”Bourgeois Virtue”的意思應是指”能使某人得到一定數量而成為資產階級或資本家，其所需要的正面德性或長處”，或指”資產階級或資本家為繼續維持其地位，所必須具備的正面德性或長處”。
在McCloskey(1998)的文章中羅列出七項Bourgeois Virtue，分別是：
courage(勇氣、膽量)、temperance(節制、自我克制)、prudence(謹慎、細心、精明、節儉)、justice(正義、合法)、with faith(信實、堅持信念)、hope(希望) and love(愛)。假如根據前段的定義：”Bourgeois Virtue”的意思應是指”能使某人得到一定數量而成為資產階級或資本家，其所需要的正面德性或長處”，或指”資產階級或資本家為繼續維持其地位，所必須具備的正面德性或長處”。我們認為諸如confidence(自信)、trust(信任)、respect(尊重)、intellectual curiosity(求知慾)、creativity(創造力)等特質都可被歸類為”Bourgeois Virtue”。因為在一個經濟社會裡，想要創造利得或效用，”生產”或”交易”是必然的行為，在生產或交易過程中，與他人的合作更是屢見不鮮，我們認為confidence(自信)、trust(信任)、respect(尊重)是可以促進雙方合作意願的特質，反過來說，雙方的互信問題也會隨著更長期或更多樣化的生產交易合作而得以克服。此外，根據經濟人的三項公設：1.經濟人可以評估任兩種財貨組合帶給他的效用。
2.經濟人瞭解他作決定時所受到的限制，並設法在此限制下追求個人的
最大效用。
3.當現有財貨組合無法滿足經濟人時，他會設法擴大其生產或交易集合。
由以上三項經濟人公設可知，知識的取得是重要的條件，所以我們認為
intellectual curiosity(求知慾)也應被歸類為”Bourgeois Virtue”。在第三項經濟人公設的敘述中，我們認為creativity(創造力)是達成此目的的關鍵，故也可被視為
”Bourgeois Virtue”。
我們認為temperance(節制、自我克制)及love(愛)是最會影響個人成功與否的兩項”Bourgeois Virtue”。我們認為個人成功與否與其所處的政經社會順暢安定與否有極大關連，也就是如何避免落入所謂的”霍布斯叢林”。個人的兩項特質temperance(節制、自我克制)及love(愛)則可達成這個目的，創造個人的成功。根據清華大學經濟系的黃春興與干學平教授所著的”經濟學原理”中，利用中國先秦諸子的學說來解釋如何避免落入所謂的”霍布斯叢林”時，它們舉出兩項重要的關鍵：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墨子的「投桃報李，我先從事」。我們認為其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近似於temperance(節制、自我克制)，而「投桃報李，我先從事」則是love(愛)的表現。分析說明原因如下。
黃春興與干學平教授在其所著的"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一個"齊楚相爭下的賽局"來說明。
齊國的策略 y
|
|
齊國的策略 y |
||
|
出兵 |
不出兵 |
||
|
楚國的策略 x |
出兵 |
( 1 , 1 ) |
( 3 , 0 ) |
|
不出兵 |
( 0 , 3 ) |
( 2 , 2 ) |
|
就兩國的總報償而言，最高值是兩國都不出兵時的4，次高值是其中只有一方出兵時的3，最低值是兩國都出兵時的2。
在進行與他人的生產交易合作過程中，發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特質時，「己所不欲」代表經過個人主觀思考評價後的得到的規範標準，「勿施於人」代表”有所不為”的節制，因此近似於temperance(節制、自我克制)。
另外，墨子認為社會之所以陷入所謂”霍布斯叢林”，造成個人無法實現成功的原因是”虧人自利”，其起因於人們”自利而不相愛”。假若我們將Adam Smith的創建解釋為”人人虧人自利，以達到社會最大的總效用”，可知是極荒謬的。因此墨子在兩千年前提出「兼愛」與「交相利」的主張，而這兩主張的前提，也可說是個人所需具備的特質，則是「投桃報李，我先從事」，這樣的主張可解釋為love(愛)的表現。
由以上的賽局來解釋：當齊楚兩國都採取投桃報李的策略時，賽局中的右上及左下的結果會被排除，雙方都只可能同時出兵或同時不出兵，此時再加入前述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temperance(節制、自我克制)的特質，則可達成雙方都不出兵的最高總效用結果。
由以上的分析說明後可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投桃報李，我先從事」，或說temperance(節制、自我克制)及love(愛)的特質，可解釋為個人在經過內在主觀評價之後的個人主動行為，以期能達到自利利他的效果，促進個人的成功。所以我們認為temperance(節制、自我克制)及love(愛)是最會影響個人成功與否的Bourgeois Virtue。
Bourgeois既然原本是專指在某一段歷史上的某一種階級人物的名稱，在西方眾家討論所謂『布爾喬亞德性』的整個過程中，都似乎有一個前提性的假設：成功的Bourgeois的形象與對應於他們的『成功』。
這種假設不只是有心分析所謂『布爾喬亞德性』的經濟學家、或是社會學家才會重視，相反的這些假設都已經深植在以Bourgeois的歷史為起源、從而拓展出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人民的心中：十五、十六世紀的Bourgeois，因為經商而得到黑暗時代大陸上除了貴族以外難以比擬的財富；封建時代的崩潰尚未成形，歐陸各地、尤其是Bourgeois最具代表性的義大利，尚未有政治力強大的帝國出現，因此Bourgeois的經濟力，足以控制當地的政治局勢，以維持他們生計上仰賴的經濟貿易的流暢；簡而言之，這些人都有錢有閒。因此，在尚處於保守狀況與啟蒙中的宗教與思想觀念中，Bourgeois動用他們的經濟力贊助文藝復興運動，也間接的鼓舞了啟蒙運動……Bourgeois除了保有虔誠的簡樸生活想法，也懂得運用自己的財力享受生活而不牴觸宗教的拘束，所以Bourgeois可以將宗教的一些理念發揚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住的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好。而事實上，我們可以從現今西方的上流社會中，在在的發現到Bourgeois生活風格的影子：貴族式的晚宴、似宮殿或似教堂的復古建築住家、熱心公益、參加音樂會或藝術活動、等等。
我們可以這樣推論：從Bourgeois所間接開展的大航海運動和資本主義，將這樣的生活『風格』，變成了一種『文化 / culture』，散佈到今天歐洲與美洲大陸的世界，以我們所謂的cultural learning傳承了下來；不論是什麼出身，在西方只要是獲得了財富與地位，都似有似無的慢慢偏向這樣的Bourgeois生活風格，而這些cultural learning通常不太容易從人為刻意的教育與資訊中可以察覺。正如cultural learning所述，一種移擬心理模型，將Bourgeois的生活風格，變成了一種西方人對上流生活的型態的一種共識、一種意識型態。
而相對的，即使同樣在晚近受到資本主義薰陶的東方國家人民，則難以『移擬』到這種的心理模型。以中國人為例，即使現在和西方人談Bourgeois時，都可以簡稱為『商人』的共同解釋，但是對於中國人談的『布爾喬亞德性』，恐怕就和西方所談的大有出入。中國人所有的移擬心理模型中，成功的商人，相較於西方的代表Bourgeois，就是一個叫『員外』的階級。所以中國人真正在談的，就會是『員外德性』；而這個討論背後的意識型態，就是過去員外龐大的莊園、滿地奴僕、子孫滿堂、閒置的錢財用來買珍奇異獸與南北奇貨、或是更加通常的做法：購田置地作為家產。這種在瓊瑤小說或連續劇中的情景，其實也直接的對應到現今台灣的中產階級的狀況：房東滿地、炒地皮、稀奇古怪的收藏家。並不會有太多的台灣有錢人，會去傾向於接受宮殿狀的房屋或是每天晚上都要去參加廢話一堆的晚宴，而寧願去參加熱鬧的廟會或是辦桌。這些，也是屬於台灣的一種cultural learning。
而當然，討論『員外德性』，或許也是有趣的一個問題。
個人部分
討論現實人類行為與經濟學家分析行動的模型之間所出現的歧異，在Denzau和North的文章說：”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vides a means of reducing the divergence in the mental models that people in a society have and also constitutes a means for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unifying perceptions.”他們用cultural learning來解釋個人面對極度複雜（complex）與不確定（uncertain）的問題時，經過從小所接收不直接性資訊的學習（indirect learning），來構成個體行動上的相似，從而形成所謂的文化、集體行動與社會的現象。由cultural learning所影響個人來抉擇面對複雜、不確定性高的問題時，較不會使用理性化的直接學習和判斷而完全符合經濟學家的行為模型。
在布勞岱爾的<從十五到十八世紀-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書中，在糧食習慣的文章中特別強調各地食用與種植小麥雜糧的習慣差異。以中國為例，由於文化上中國以稻米為主食，所以食用麥類食品以充飢的處理為主，相較於歐洲以麥類食品為主食的處理手段非常不同，像是他特別強調東方不會做麵包的技術。而這也相對的影響了兩邊對於同一樣物品（小麥）的價格。在西方，作者專門提及即使是小麥與雜糧，各個地方的品質與價格都有極大的差異，連帶配合著天災人禍而浮動著價格。而中國等東方國家，卻是稻米比較有這樣的傾向。
當代認為結合pagan virtues 和三項其他，組合成七個：courage, temperance, prudence, and justice, with faith, hope, and love. 後來Adam Smith以他對當代歷史與社會的分析去除了faith和hope兩項。而McCloskey則把其中三項：temperance, justice, 和prudence三項放為最重要之列。
我想prudence是所有人所公認的重要virtue, 所以我想除此之外再特別強調一個: courage, 幫助企業家在面對即將的重要時刻可以果斷的作出抉擇與付諸實現。在現在這個變化極快的時代裡我想這一項是會顯得越加重要的一項virtue。
Cultural learning是一種集體的個人行動影響的因素, 而之所以會以’文化’為題就是因為這種集體的因素還會變成一種環境, 間接的主導了個人行動的方向。而對於企業家而言, 行動與環境的配合, 才會決定成功與否; 因此個人之間在virtue的一些差異, 表現到行為上, 再與文化的環境配合, 就會決定誰會成為成功的人。 由於Bougeois是一種在中世紀歐洲的一種商人類型的成功者，我們可以說我們所分析出的Bougeois virtue是可以在當時環境中成功的一種virtue; 而相對的在各地的成功者都可能因為當時當地的文化環境而有不一樣的一種virtue作為成功者的典範。
而或許, 討論各個極度差異的文化之間是否會有相同的一些特質是共同的時候, 也可以帶給我們是否有一種近似於通用的成功者所有的virtue。是否也會有片段是在Bougeois
virtue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