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茜專欄/ 殘忍的愛 ……………………………………………………………… 【陳文茜】 《台灣論》引起的爭議，使台獨運動重新找到了他們的政治英雄，也使台獨運動達到近十年來的最高峰。 與過去相較，這波台獨運動主要領導者為海外台灣人。他們長期定居美國或日本，無論對國際政治的參與、研究與熟悉度多寡，便以其國外資歷，宣稱他們對國際政治掌握了全部的答案。他們的邏輯是：對岸的中國，正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目前尚無武力犯台的能力，但時間不站在台灣這邊，幾年內，兩岸軍事上的均衡狀況會被打破，所以這幾年是宣布台灣獨立的絕佳時機。選擇台灣獨立的方法，應該透過公民投票，贏了，直接宣佈獨立。至於中共如果在過程中對台灣實施全面軍武，台獨人士、至少曾與我在《二一００全民開講》節目中同台的金美齡女士結論如下： 「小布希政府不像柯林頓緊抱著中國大腿，美國會出兵保衛台灣。」 在海外台獨人士眼中，今天不敢大聲喊出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員或其他社會人士，只有兩種人：一種貪生怕死的墮落人，向現實投降；一種不認同台灣土地的統派，是台灣的叛賊。簡單講，除了參加世大會遊行的五千人外，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中，至少有兩千兩百萬都是王八或烏龜。走在凱達格蘭大道上，他們高呼口號，堅信自己是最愛台灣國的一群人。 民族主義的歷史證明：愛一個國家，有殘忍的愛法，也有偉大的愛法。大抵在上個世紀，高聲宣稱自己是愛國者的，幾乎都給國家帶來無可泯滅的滅亡。研究極權主義起源的漢娜•鄂蘭，對以愛國為名的國家運動，曾做過如此批判：當他們堅信國家是完全一切的革命手段時，其他政治價值，就隨國家命題被犧牲了。一種簡單的極權主義，將伴隨偉大國家之名而起，「它會使用或妄用自己的各種意識和政治成分，直至實際現實（factual reality）的基礎完全消失為止。」 漢娜•鄂蘭及相當多社會學家，在二次大戰期間，試圖回答德國法西斯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源起。漢娜發現，毫無疑問，極權主義政府及其令人無法容忍的公開罪行，是由群眾支持的，德國民眾事先完全知道一切所謂的「祕密」，包括波蘭屠殺猶太人、準備進攻俄國等。漢娜對日本軍國主義並無研究，但同樣的答案應該還是可以回答日本的歷史。日本軍國主義、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對亞洲的屠殺，何嘗不是一群愛國主義群眾所發起的運動？他們愛日本，因為他們知道日本的腹地太小，假設日本沒有整個亞洲作為腹地，日本不會成為偉大的國家。 為了要取求其他的腹地，日本必須侵略；為了要取得與歐洲一樣的資源，使日本建設成偉大的國家，他們必須掠奪；為了面對當地的抵抗，他們必須屠殺；為了製造更好的武器，他們必須在中國東北以當地「人類」進行生化實驗；最後，為了安慰那一群替天皇在戰場上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的士官，他們需要慰安婦。我們在二次大戰裡，所看到不能理解、泯滅人性的，小至慰安婦，大至屠殺，一個母親的肚子，一刀刺進去，嬰兒被拿出來，士兵高聲尖叫「天皇萬歲」的景況，它的背後都是一個偉大國家夢想的實現步驟。 台獨或統一真是一個理想嗎？如果台獨或統一給台灣社會帶來的不是更好的生活，不是更能保障生命財產權的生活方式，怎能稱為一個理想？任何政治運動的目標，如果不能回歸人民生活層次，而只是某些政治人物、甚至瘋狂政治運動者腦袋中的幻象，沒有權力的他們，進行的就是使國家政局動盪不安的運動，而有權力的他們，進行的正是二十世紀所發生極權主義下的國家運動。 當台獨論述者毫無選擇地把《台灣論》變成台獨運動的新聖經時，剛好證明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曾經被冠上神聖之名的台獨運動，正式走上了污名化的路。台獨運動的崛起，最初來自二二八的屠殺，當時台灣的政治菁英，在二二八事件中，本來僅止於要求自治的權利，隨著海外運動的逐漸崛起，台灣獨立成了二二八事件新的政治答案。 回顧前後這五十年，台灣島內有無數人為它坐牢，甚至犧牲生命；有無數人為它獻出青春；海外更有不少人回不了家鄉，只是為了台獨的理想。當時，台獨與反壓迫劃上等號，與民主劃上等號。但曾幾何時，台獨人士需要借重一本以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思想所論述描繪的《台灣論》漫畫，然後以幾乎毫無足夠知識背景所支撐出的台灣史觀，建立台獨運動的理論？ 金美齡女士及台獨人士大言不慚地說：「大多數批評台灣論的人，都沒有把《台灣論》看完，他們都被統派有心人士利用，慰安婦只是短短的兩頁……。」但他們可知書裡的兩頁，是慰安婦的一生？他們對日本在中國大陸的屠殺，視若無睹，一個對於暴行極權主義毫不譴責的台獨論述者，就算中國人是外國人吧，也該懂得譴責法西斯主義，也該懂得同情國際難民，這樣欠缺人性的台獨主義，能給台灣什麼樣的理想，什麼樣的願景？ 失言在前也就罷了，不肯認錯在後，更加嚴重，荒謬的是，他們甚至覺得自己在進行一項神聖使命。如果台獨運動是一個連起碼同情心都沒有的運動，連最基本的同理心與人道主義都已喪失，這樣的台獨運動與極權主義有何差別？ 研究革命歷史的人，最不能夠回答的往往是：為什麼毛澤東在延安時，有如此崇高的理想，但掌權後，卻發動帶來無窮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常常不能解釋：布爾什維克的列寧政黨，為什麼到後來變成了史達林主義？其實人類對於理想主義者如何變成暴政，一直不能準確的回答。 艾瑞克•霍布斯邦曾給予我們一個歷史決定論的看法，他說：「以國家之名而起的運動，以種族主義而起的運動，初期看來是一個反壓迫運動，最終都會變成一個壓迫他人運動。怎麼起家的，最後就怎麼結束。」 金美齡女士等人，對自己回答台灣未來的簡單答案，充滿了信心，但他們所描繪出來的圖像，卻讓全台灣社會充滿恐懼。他們之中有些人，可能只是有機會與某些美國政要吃過幾頓飯，對國際政治學上的ABC都不預做基本研究，就以指導者的身份認為「我住在日本、我住在美國，我比你們這些台灣本土當地的要高人一等、更理解國際政治，所以我可以回答眾人的問題」，聲稱當眾人如果因為她的錯誤答案而陷於戰爭邊緣，「我會飛回來與你們在一起」。她們有沒有想過，一旦發生戰爭，她們可能根本來不及飛回來；而且就算飛回來了，也頂多自己飛回來與台灣島嶼上人共存亡，但是島嶼上還有很多人，要因此變成寡母、寡婦，親眼看著自己兒子上戰場，看著自己丈夫犧牲生命，或者一生努力歸於幻滅？ 這些隔海放砲的台灣人，在他們譏笑島內人士恐懼的同時，卻讓自己下一代在美日住豪房、追求更好的生活，他們對台灣的愛何其殘忍？對自己的付出又何其怯懦？ 歷史上的革命者很多，變節者也很多，初期願意堅持革命的人，掌權以後，變成極端主義者的更多。但是我鮮少看過這樣一群革命者，在革命時期付出的代價極其微小，每年捐個幾萬美金，還要求抵稅，頂多就是不能回鄉，小孩子在美國、日本，念的都是極昂貴的私立學校。 黨外時期，我曾聽現任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如此形容海外台獨聯盟。當時我正要出國，問他：「台獨聯盟大多是什麼樣的一群人？」他說：「那是全世界學歷最高的革命團體！」意思就是：那是一群全世界最不準備付出代價的革命團體，最在乎自己良好生活的革命團體，最秀才不能造反的革命團體。 過去，我不曾苛責他們，在海外也與他們一起做朋友，因為相較於台灣島內附和權力的群眾與政治經濟菁英，他們仍然是一群可愛、願意付出的台灣人，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需要受到批判。如果連施明德，許信良這種曾經為台灣付出一生、經歷浩劫青春的人，在他們眼中都一文不值的話，有什麼理由我們要寬厚地原諒這群只付出相對小小代價，卻以苛刻而虛偽殘忍的台灣愛，為台灣尋求毀滅答案的「海外台灣人」？ 我突然想拍一部電影，名為「革命者」；在美國住著豪房，小孩歸美國籍、上長春藤名校，每年飛回台灣幾次，上街頭、上叩應節目，罵台灣人墮落沒膽，然後再飛回美國或日本。到了週末時期，齊聚台灣同鄉會館裡高聲吶喊：台灣獨立萬歲！萬萬歲！ 這大概是史上最有趣，也最便宜的革命運動。